列夫·托尔斯泰（1828—1910）俄国伟大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、思想家。其作品包括文学、宗教、哲学、美学、政论等著作，对世界文学产生了巨大影响。代表作有《战争与和平》《安娜·卡列尼娜》《复活》等。
撰文 | 景凯旋
“死的是他，而不是我”
小说的开头是倒叙，高级法官伊凡·伊里奇生病死了，死时才四十五岁，他的同僚们听到这消息，在法院办公室里议论纷纷。托尔斯泰采用对话与心理描写交替出现的方式，顺便把下面将要出场的主要人物带出来，如伊里奇的同学好友彼得·伊凡诺维奇。大家简单聊起伊里奇的病，他家里的情形，而人们心里最关心的是，伊里奇空出的位置会如何安排？自己有没有机会升迁？伊凡诺维奇也想到，可以借机将自己的内弟调回彼得堡了。每个人心里都感到快慰：“死的是他，而不是我。”
这个开篇场景顿时将死者置于一个孤立的位置。“死的是他，而不是我”这句心理描写虽然残忍，却十分真实。说到底，同事之间的关系就是利害关系。对待熟人的去世，人们往往就是这样想的：“哦，他死了，但是我还活着。”只不过这种想法藏得很深，不会轻易表露出来，人的表面和内心是两回事，只有托尔斯泰能洞悉人的内心且敢于写出这一点。每个大作家似乎都对某种人性缺陷深恶痛绝，司汤达憎恶的是平庸，福楼拜憎恶的是愚蠢，而托尔斯泰憎恶的则是虚伪。
电影《伊凡·伊里奇之死》（1985）海报。
出于人情礼节，伊里奇的同僚不得不牺牲当晚的娱乐安排，前往他家吊唁。伊凡诺维奇不知道这种场合该怎么做，向遗体划十字时要不要鞠躬。在他眼里，死者的遗容显得比生前更好看，更威严，仿佛是在谴责生者。伊里奇的妻子出来请他去内室交谈。她一边掏出手绢哭泣，一边吩咐管家处理事务。托尔斯泰这样描写他们之间的谈话：“‘样样事情都得我自己操心，’她对正在翻阅桌上的照相册的彼得·伊凡诺维奇说。注意到他的烟灰快要掉到桌子上了，她就马上把一个烟灰碟子递过去。”
在托尔斯泰的所有小说中，像这样出色的人物细节描写数不胜数。伊里奇的妻子既要表示不胜悲痛，又要时时注意场面，这完全符合一个上层妇女的做派。她诉说伊里奇临终时的痛苦，然后才道出她真正关心的事。她其实很清楚丈夫去世后能有多少抚恤金，她想知道的是，还能不能多得到一点。当她知道这事很难办到时，随即就失去了谈话的兴趣。伊凡诺维奇如释重负，告辞后便赶往另一家去打牌。仆人盖拉西姆送他出门，对他顺口说的安慰话回答道：
我们大家迟早都要走这条路的。
在托尔斯泰笔下，对于人的必死性，底层人往往表现得更坦然，而上流社会的人却极力回避，拒绝承认死亡也会降临到自己身上。这种自我欺骗在托尔斯泰看来乃是最大的虚伪，在活着之外，他们没有任何更高的目的。
托尔斯泰的青年、壮年和老年时期。
人应当怎么活着？
伊凡·伊里奇的一生是平淡无奇的，因而也是最可怕的。他出生在贵族家庭，从小就获得大家喜爱，聪明、优雅、活泼、随和，成绩很好，举止得当。他不是阿谀逢迎的人，但善于处世，他很清楚自己此生应达到什么目的，那就是一步步爬上高位，老来领很高的退休金。
毕业后他在外省得到一个官职，他忠于职守，廉洁奉公，偶尔也会参与官场胡闹，但他的随和与风趣处处能得到上司欢心，赢得大家的尊敬。此后，他被调到另一个省里，担任预审法官，开始重新建立社会关系。他的职位越高，越是平易近人。知道自己手握大权，又不滥用权力，是件令人愉快的事。总之，他很善于交际，是一个堪称模范的官员，正是在这个新地方，他结束了单身生活，结了婚，因为大家都认为他应当结婚了。
但是，这场婚姻很快就令他感到失望，妻子怀孕后脾气变坏了，常常不顾体面，大吵大闹，他把全部心思都转移到公务中，婚姻在他就是一个方便，尤其是可以满足社会的要求。他的职务越来越高，事业也越来越成功，让他觉得生活毕竟是满意和正当的。这期间他又调到另一个省做检察官，薪水增加了，生活费用也更大了。夫妻间偶尔的和解成为暂时停留的小岛，但更多是冷漠。在同学彼得·伊凡诺维奇的推荐下，他调到彼得堡，在司法部担任了一个高级职务。
在布置新家时，他不慎从梯子上摔下来，但很快就过去了，一切又都顺顺当当，变得轻松、愉快。多年后重读这篇小说，我发现托尔斯泰在这里已埋下伏笔。接下来，伊里奇先是感到腰部不适，嘴里有股怪味。他的脾气也变坏了，夫妻吵架成了家常便饭。妻子发现丈夫脾气坏是由于身体不适，于是自悲自怜，更加恨她的丈夫。伊里奇感觉自己情况不妙，医生看着他的神情，就像他在法庭上看着嫌疑犯。
电影《伊凡·伊里奇之死》（1985）剧照。
周围的人都不理解他，仍然照常生活，这让他痛心万分。他变得愈加狂怒，家人整天忙着拜客，她们的关心在他眼里全是虚假，心里都在怪他添了麻烦。就连同事的善意玩笑也让他产生猜疑，他们似乎都在等他空出位置。他独自站在深渊边上，没人了解他，怜惜他。内弟上门看见他时的发楞，更让他惊恐万分，知道再也无法欺骗自己：他已经病得很重了。他第一次真真切切地想到死亡。他极力抗拒死的念头，认为他人的死都是自然的，而他自己的死却是不自然、不真实的。
托尔斯泰详细地描写伊里奇的心理，伊里奇试图做点别的事，以便忘记疾病，但病痛总会不时发作。现在，所有人都希望得到解脱，只有仆人盖拉西姆平静地侍候他，扶他起来吃饭，整个晚上让他把脚搁在自己的肩头，好让他减轻一点痛苦。生病的人常常恨他人活得健康快乐，但盖拉西姆的健壮身体却没有让伊里奇反感，别人都在欺骗他，只有盖拉西姆怜悯他，毫不勉强地帮助他，并且认为死亡是很自然的，没有必要掩饰事实。当伊里奇对他表示感谢时，他直截了当地对伊里奇说：“我们大家都会死的，这一点点麻烦，我有什么可说的？”
为什么人们往往会觉得，对一个快死的人说安慰话是很困难的事？这是因为，当你在安慰他人时，不是像盖拉西姆那样，把自己包括进去，而是仿佛自己是个例外。这也是伊里奇从前看到他人不幸时的想法。所以，他对妻子的责难是不公平的。当伊里奇满含希望地看着大夫离去，目光是那样凄惋时，妻子忍不住哭了。继续活着的人毕竟还要活下去，他看到妻子穿着晚礼服出门，说是要去剧院看戏，“她丰满的胸部由于戴了胸罩而高高耸起，脸上搽了脂粉。”又惹得他生起气来。
当所有人都不在房间里时，伊里奇忍不住抽泣起来。毕竟面对死亡，每个人都是绝对孤独的，无人可以代替，最亲的人也不会陪着你去死，这是人生最可怕的地方。“他哭他的孤立无援，哭他那可怕的孤独，哭人心的狠毒，哭上帝的残酷，还哭上帝根本就不存在。”请注意，在这篇小说里，托尔斯泰将伊里奇写成是一个受过现代教育的理性主义者，作家想必也读过拉罗什福科的《道德箴言录》，这位十七世纪的法国启蒙思想家认为，死是一种恶，对它的蔑视是不真实的，理性至多能暂时转移我们对死亡的注意力，但理性太软弱了，反而会向我们揭示死亡的全部可怕和恐怖。
无论高贵还是卑贱，人人最后的结局都一样，终归于尘土。这就是理性之所以无法解决人活着的意义，尤其是生死观的原因。西方历史上许多著名人物在临终时，往往把死亡看成是一个单纯的终结。苏格拉底在最后时刻说：“我去死，你们去活。这两条路哪一条比较好，谁也不清楚。”哈姆莱特对好友说：“留在这一个冷酷的人间，替我传述我的故事吧。”堂吉诃德则对周围人说：“我自己觉得死就在眼前了，希望到时心地明白，人家不至于说我糊涂一辈子，死也是个疯子。”苏格拉底是个理性主义者，哈姆莱特和堂吉诃德代表了文艺复兴时期人的觉醒，他们都对终极问题不予回答，托尔斯泰则想通过死亡来透视生命的真相。
所以，托乐斯泰没有进一步探讨死亡，而是转而讨论人应当怎么活着。直到此刻，作家都是在描写伊里奇病后的心理活动，现在情节发展需要一个转折，一个启示，让灵魂之光照耀进小说。伊里奇在病痛中突然听到一个声音：“你要的是什么？”他要的当然是活下去，那个声音又说：“像你以前那样活着就算舒适而愉快吗？”也就是说，伊里奇一生操劳而获得的金钱、地位就是幸福吗？如果这是幸福，那么，当死亡来临时，幸福也就消失了，这幸福也太不长久和可靠了。
托尔斯泰在耕地，1887年。
向死而在
人活着都得有一个目的，无论这目的是什么，否则人们就会感到迷惘。伊里奇一生的追求并不过分，人人都是这样想的。但是，死亡总是使生命的全部目的失去意义。“要是生命就这么可怕，这么没有意义，那么为什么我必须死而且还死得这么痛苦呢？这里一定出了什么差错了！”接连几天，伊里奇躺在床上，他的精神比肉体还要痛苦，回顾自己的一生，他突然想：“要是我的全部生活真的都错了，那又怎么样？”就在这样的反思中，他发现，他一生所有的成功都是毫无价值的。
没有人能像托尔斯泰这样把一个人临终前的场景表现得如此真切：
整整有那么三天，时间对他来说是全不存在了。他挣扎在那个黑咕隆咚的口袋里，这是一种看不见而又无法抗拒的力量把他推进去的。他就像一个被定了死罪的人在刽子手的手里挣扎着那样，明知道他是挽救不了自己的。他每时每刻都感觉到，尽管他使出全力在抗拒，他还是在越来越接近那个把他吓坏了的结局。他感到，他的痛苦都是由于他被塞进那个黑洞洞里，而更痛苦的是，他被塞进去时未能把方向搞对。之所以未能把方向搞对，是因为他相信他的一生是正当的一生。这个为他的生活辩护的理由死死地抓住他不放，这就使他不能顺顺当当地落下去，使他受到最大的折磨。
伊里奇终于明白，他以往的生活都是“不对头”的，尽管什么是对的生活，他已经来不及弄清楚，更来不及纠正了，因为生命不能回头，不会给你任何机会。他为给亲人造成痛苦而请求他们宽恕，以便把他们从痛苦中解救出来，也使自己得到解脱。作家让伊里奇在临终前仿佛得到某种启示，高声喊道：“多么欢乐啊！”就像人们编造歌德临死前说出“多点光！”，托尔斯泰的仪式感同样强烈，给伊里奇的临终安排了一个庄严的排场。
不管怎样，伊里奇虽然是个兢兢业业的平庸官僚，一生没做过多大善事，也没干过什么恶行，但他比许多人都要有心。他终于看清了社会的虚伪，从他最后的心理活动，读者能得出托尔斯泰未说出的话：幸福在自己心中。最后时分，“他吸了一口气，在叹息中间停住，伸直了身子，死了。”对于现实主义文学来说，死亡往往意味着终结。就这样，托尔斯泰在这篇小说中通过人性体验到死亡，又通过死亡考察了人性。
尽管托尔斯泰在《忏悔录》中已提到理性的局限，但《伊凡·伊里奇之死》仍然是理性的心理演绎，我们视之为幸福的许多东西未必是真正的幸福，到头来一切都是虚幻。就像俄罗斯的一句谚语：人只需要三俄尺的土地。在伊里奇身上，已经显露出托尔斯泰的“忏悔贵族”形象。我想，无人会怀疑托尔斯泰的真诚，他晚年舍弃家产，离家出走，最后猝死于一个小火车站，他那朴实无华的墓地被茨威格誉为“世间最美的坟墓”，这可以说是回应了伊里奇的反思，也体现了作家本人的追求。
《列夫·托尔斯泰：逃离乐园》，作者：[俄]帕维尔·巴辛斯基，译者：何守源，版本：浙江大学出版社·启真馆 2023年7月
这篇小说不禁让人想到海德格尔的《存在与时间》，托尔斯泰去世（1910年）后十七年，海德格尔发表了这部哲学著作，仿佛是在回应托尔斯泰的“人应当怎么活着”。他们的共同之处在于，都是基于理性，而不是宗教，将死亡作为一个无限接近的终点，一个深不可测的黑洞，然后反过来体察生命的全过程，从而发现本真的生存。所谓向死而在，正是托尔斯泰这篇小说的主题。
我发现，无论是托尔斯泰（至少在这篇小说中），还是海德格尔，他们对死亡的思考都带有某些东方的色彩，即在死亡的深渊前停下脚步，没有继续沉入黑暗。死亡的意义只是在于对生存的思索，要么是托尔斯泰的博爱，要么是海德格尔的诗意栖息，都是在回答什么是真正的人生。然而，另一方面，在现代人眼里，生与死终归是绝然不同的，大多数人都是伊凡·伊里奇，只要还活着，就很少有人会放弃世俗价值的追求。
重读《伊凡·伊里奇之死》，我仿佛听见托尔斯泰那飘散在茫茫时间中的微弱声音。
